郑新业 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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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贫困是人类的共同愿景。自工业革命“大分流”后，西方社会投入大量资源用于国际减贫援助，但收效甚微。国际减贫思潮陷入“大推动”和“小规模局部渐进改革”的争论，联合国主导的非洲“千年村项目”和学界开展的大量小规模随机控制实验均未能为人类发展难题提供低成本、可持续的答案，消除贫困依然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全球性挑战。中国同样备受贫困问题困扰，摆脱贫困是千百年来中国人民的梦想。新中国成立以来，根据不同发展阶段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中国不断调整减贫模式，创新减贫理念和政策工具，立足实际持续推进减贫进程。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施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政策最广、力度最强、惠及人口最多的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消除绝对贫困，为全球减贫事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在脱贫攻坚实践中创造性地提出了“精准扶贫”方略，是“中国式大推动”的一次成功探索，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办善事、办好事的制度优势，将宏观的“大推动”策略和微观信息激励设计相结合，注重精准识别和精准施策，有效解决了投入不足、激励机制缺失、信息不对称、异质性偏好和公共物品偏好识别、外部有效性等政策失灵问题。“中国式大推动”创新扶贫组织制度，建立“驻村第一书记+帮扶责任人”机制，明确帮扶实施主体，通过与脱贫成果挂钩的方式实现对帮扶实施主体的有效激励；组织帮扶人进村入户，结合多部门联合审查、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联合识别的工作机制，解决贫困人口识别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摸清贫困人口的真实信息，并实行持续监测调整，精确瞄准帮扶对象；对贫困家庭逐户分析致贫原因，识别贫困人口异质性需求，精准选择帮扶政策组合；向贫困村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辅以巡查督查机制，精准识别村级公共物品偏好，提高公共资源配置效率。

“中国式大推动”的政策思路，一是通过提高农业资本的产出和附加值，带动劳动力就业，提高农业资本、劳动力资源等要素利用率。二是推动农业资本向非农业资本转变，改变生产函数形式；以教育和培训促进长期人力资本积累，提升要素生产率。三是通过重大支出保障政策，降低贫困人口残疾、患病等事件的概率，降低医疗等重大支出事项的平均成本，促进低收入群体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在“中国式大推动”下，贫困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和劳动时间显著提高，家庭收入水平大幅提升。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来看，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的资源可获得性明显改善，生活性基础设施条件和生产性基础设施水平显著提升，教育培训投资和健康扶贫政策促进了长期人力资本的积累。“中国式大推动”减贫方略还在宏观层面与地区经济增长、波动治理、区域协调、绿色发展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对实现贫困地区乃至国家整体的中长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式大推动”是在长期减贫实践的基础上，借鉴全球减贫经验，结合中国复杂多样的贫困实际进行的一次科学有效的反贫困探索，是中国共产党对效率和公平关系百年探索的宝贵结晶，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伟大方案。“中国式大推动”消除绝对贫困的创新举措和成功实践，深化了对人类贫困特点和贫困治理规律的认识，丰富发展了人类反贫困理论，为其他国家选择适合自己的减贫发展道路提供了参考和借鉴。“中国式大推动”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兼顾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目标的伟大实践；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伟大民族精神，保护和传承贫困地区传统文化、红色文化、民族文化的时代呈现，是将自身发展与人类发展紧密相连，推动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动实践。可以说，“中国式大推动”为推动构建没有贫困、共享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