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负增长和“延迟退休”方案不断被讨论，老龄化与每个人息息相关，也将深刻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到2025年，我国65岁以上的人口将占总人口的26.1%(约3.66亿)。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后，人们的需求会发生怎样的变化？离不开电子设备的这一代年轻人变老后，用电量和碳足迹会大幅增加吗？

为深入了解我国人口老龄化对消费需求的影响，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魏楚教授团队利用中国家庭调查数据，从能源品消费这一视角出发，探讨年龄和代际效应以及人口转型对未来居民能源消费的影响。相关研究论文“Aging, generational shifts, and energy consumption in urban China”发表在国际顶尖学术期刊《美国科学院院刊》杂志上。（论文链接：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查看）

研究发现，不同年龄和世代的能源使用偏好存在很大差异，老年人和年轻一代往往是能源密集型消费者，老年人冬天待在家里的时间更长，需要更多的供暖服务，而年轻人花更多的时间上网，使用更多的电子设备。据这项研究测算，未来中国老年人口的变化将导致能源消费的大幅增加，到2050年，老龄化导致的能源消费增量将占居民预计能源消耗的17%-26%，接近1.15亿吨标准煤。

eo围绕老龄化对能源消费的影响等一系列问题专访了论文通讯作者魏楚和第一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韩晓。

eo：为什么想做这项研究？这项研究的价值体现在哪些方面？

魏楚：目前已有的对老龄化的研究，往往是从一个静态的截面去分析。我们容易理解老龄人口与年轻人在用能方面有差异，但是老龄人口内部构成的区别，如代际、地域、消费习惯等，也会导致在能源使用方面存在差异，这样的差异却一直被忽视。以一个住在哈尔滨的老人为例，春节的时候他选择在东北过年还是选择到海南过年，会影响到他的能源使用需求。因此，即使是同一个个体，在不同的空间维度里，能源消费也会产生变化。

而从时间维度来说，今天的老龄人口和二十年后的老龄人口，他们的能源使用习惯也不一样。例如，当前的老龄人口是20世纪60年代以前出生的人群，他们经历过饥荒和磨难，因此养成了勤俭节约的生活习惯，在能源消费方面也具有较低的需求。个人行为习惯、偏好的养成背后是时代的烙印，且不易被改变。而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群，可能从小经历的是改革开放，生活在比较富足的环境，追求舒适美好的生活体验和感受。未来，当这批人成为老龄人口时，能源消费习惯与今天的老龄人口将有很大差异。

学术界此前做老龄化方面的研究时，往往会忽略这种代际间的差异，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没有数据支撑。一方面，研究代际变化需要至少数十年的数据，因为每一代之间的消费习惯差异可能不大，但当时间跨度变长，差异将变得明显。另一方面，社会本身的经济环境发生比较大的变革才会带来代际间消费习惯的巨大差异，如果一直生活在一个没有很大技术进步和变革的社会，每一代人的消费习惯可能差异不大。但像我国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历了改革开放、加入世贸、进入互联网时代，这样的时间窗口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观察机会，我们意识到这项研究本身具有非常高的科学价值。如果忽略了年龄和代际效应，可能会严重低估未来的能源消费。

老龄化是全人类都无法避免的一个话题，我们在面临老龄化的同时又面临着应对气候变化，需要节能减排。我们想知道，在这两股大的时代浪潮当中，它们是否发生了交叉？是否互相影响？以及是如何互相影响、发生了多大的影响？我们想去破解这个时代的命题，因此开始着手做老龄化对能源消费影响的研究。而我们的研究也支撑了此前的一些猜想，不同世代的消费行为确实存在差异，而且这些差异将在未来显著地影响我国的能源需求，这对公共政策有很重要的启示。

eo：为什么使用目前的研究方法？使用这种方法是否会获取一些打破大家固有印象的结论？

魏楚：此前对老龄化的研究大多只刻画了年龄，没有捕捉到代际差异。目前的研究方法是把人群划分为不同年代出生，然后细分成不同年龄的组再进行分析。基于年代和年龄划分的组形成了不同的研究对象，观察他们的行为差异。例如，同样是30岁、但出生在不同年代的研究对象，他们在用能行为上的差异将被认为是代际差异。若都是在同一年代出生，在不同的时间观测点，年龄是不一样的，由此带来的行为差异就可以归结为年龄的效应。使用控制变量法观察到的行为或耗能量的差别，可以认为主要是由发生变化的变量带来的。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城镇住户1992年到2015年的调查数据，从1992年开始参与调查的人口必定经历社会巨变，也因此本研究的人群覆盖面非常广泛。

韩晓：采用“年龄-时期-队列”（APC）模型进行实证估计，不仅可以得到通常研究中所关注的年龄效应，而且可以识别出因出生年代和成长背景不同而导致的不同群体在能源消费上的巨大差异，即代际效应，可降低预测人口因素对能源需求影响时产生的偏误。

eo：根据您的研究，未来中国老年人口的变化将导致能源消费的大幅增加，这一趋势与发达国家相比，有何共性和不同？

韩晓：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各国居民生活领域的能源消费均会增加，但由于我国老龄人口绝对规模更为庞大，因此人口老龄化对我国未来能源消费的冲击也将更显著。而我国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我国社会结构在近百年来发生的变革更为深刻，社会环境的激烈变迁，塑造了不同的代际文化，形成了不同世代独特的价值观和消费偏好，这些都将深刻影响老龄化进程中以家庭为基础的能源消费模式。而发达国家的社会变革没有中国这么显著，代际差异自然会比中国小一些。

eo：在研究的大多数年份(1992年至2015年)，清洁供暖的政策还没有充分实施，烧煤往往是老年家庭供暖的主要选择，而年轻一代在日常生活中则消耗更多的天然气和电力。根据这样的消费特点，您对供应端的应对有何建议？

韩晓：当前的老龄人口是20世纪60年代以前出生的人群，在他们前半生中，所经历的仍然是在供暖做饭等生活燃料选择上以煤炭为主的时期。所以当前的老年人，尤其是一些低收入群体，仍然具有使用煤炭的习惯。然而，未来随着世代的变迁以及我国能源转型的不断推进，生活能源偏好会转向电力和天然气。从供给端来讲，在未来能源供需预测上，不仅需要考虑年龄因素变化对电力和天然气需求的影响，而且需要考虑世代更迭引致的消费偏好变化对电力和天然气消费需求的影响。

魏楚：消耗燃料结构的不同其实取决于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从煤炭到天然气和电力，这样的消费特点是我国能源基础设施发展的一个缩影。在物理层面，我国的电网、油气管网、供热网络在空间上的可达性和扩展性越来越强，在能源的可获得性上，我认为我国已经做得非常好了。但能源转型对用能成本的提高仍将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既要让居民能获取到更高品质的能源，还要让他们用得好，这需要对供应端进行持续改革。

我国未来的能源供应，除了根据市场配置的原则和一些先导性的规划普及到更多的群体，还可以通过商业模式的创新、技术进步和机制设计等方式降低用能的成本门槛，例如通过期货市场来锁定长期燃料成本，通过技术发展降低运输过程的损耗和费用，在终端通过改进热耗散的幅度，提高能效，让群众享有更高质量的生活水平。

eo：城市人口消费理念与习惯的变化会如何影响“双碳”目标的实现？

韩晓：“双碳”目标的实现，从需求侧涉及到居民生活方式的转变，由高碳、高排放的生活方式转向绿色低碳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就家庭碳消费而言，涉及到供暖，制冷，烹饪，热水，食品，服装，住房，交通和通信等相关的能源消耗产生的碳排放，而这些都与家庭消费习惯、消费模式相关。相对而言，老年人对温度要求更高、室内活动时间也更长，而且晚年独居的可能性更大，老年人均能源使用效率可能更低，建筑能耗更高；而另一方面，老年人在食品、服装等消费需求上可能会下降，由此也会带来家庭碳足迹的减少，未来年龄结构变动所引致的消费模式变化会对“双碳”目标的实现带来不确定性。此外，人口代际变迁导致的消费行为模式变化也会影响“双碳”目标的实现。到2060年，进入老龄时期的基本上是80后新一代，这一代人相比于先辈，对生活品质的追求更高，物质需求也更高，家庭碳足迹可能会更高；而另一方面，新一代比先辈接受了更多的绿色低碳教育，可能具有更绿色低碳的消费模式。因此，内生于人口变化的消费理念与习惯的变化对“双碳”目标的实现具有怎样的影响仍需要进一步探究讨论。

魏楚：除了衣食住行等常规消费的变化会给“双碳”目标的实现带来很大的不确定外，高端医疗与高端旅游产生的碳足迹是无法预计的。另外，在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有可能因为“回弹效应”反而增加能源消费。这也是学术界一直在研究的，技术的发展提高能源效率，造成越节能越刺激消费者和生产者使用更多能源的现象。随着时代的变迁，人口群体的内部结构发生变化，技术发生变化，人的常规需求和新增需求也在变化，这些变化叠加在一起形成一种非常复杂的机制。老龄化和“双碳”目标之间是紧密缠绕的，目前还有很多黑箱没有打开。

eo：如何引导不同年龄阶段的居民更合理地消费能源？可以使用哪些激励/惩罚政策？

魏楚：对能源需求进行管理有三种手段，第一种是规制，政府出台相关规定，如节能法和节能考核等手段对地方和企业进行管理。第二种是市场机制，通过价格来体现，耗能多、排放多就需要支付更多的成本。第三种是社会激励，包括宣传教育和社会评价体系，通过表扬或嘉奖来鼓励节能减排。对于居民来说，更多使用的是后面两种激励政策。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家庭里面用能话语权最大的并不是户主，而是在家里待的时间最长的家庭成员，例如与成年子女同住的父母。因此，激励政策的目标群体应该是这类实际的决策者，应向他们普及节能的知识。而另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重要群体是年轻一代。在当下，孩子往往是家庭核心，通过学校的宣传教育、激励体系，让孩子带动整个家庭节能减排。此外，通过长期的培养，年轻一代长大后便成为中国低碳发展的主力军。

韩晓：具体到不同年龄阶段的居民，可以采用不同的宣传教育方式引导他们培养绿色低碳的能源消费习惯。例如，对于中小学生，引入能源环境科普课程，引导新一代从小塑立低碳意识；对于大学生，通过组建校园低碳社团等活动，强化对大学生的生态文明教育，正确引导大学生能源消费行为。对于中青年家庭，政府可以与智能家电企业合作，通过智能家电大数据识别节能节电的家庭用户，给予一定的物质或精神奖励。对于老年家庭，可通过普及节能低碳科学知识、提供定向补贴以置换更高效的节能家电等方式来推动老年家庭更合理地使用能源。

eo：回顾整个研究过程，您最印象深刻的发现是哪一点？

韩晓：印象最深刻的是，到2050年，我国人口老龄化对居民能源消费将产生显著影响，老龄化导致的能源消费增量将占居民预计能源消耗的17%-26%，几乎超过了匈牙利住宅部门的能源消耗总量。

魏楚：要估算老龄化对能源消费的影响，首先需要知道未来的老龄人口分布情况，比如到2050年东北还有多少老龄人口？城乡又分别有多少老龄人口？这本身是一个很重要的科学问题，目前还没有形成共识。不同地域之间存在人口流动，包括不同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流动，只有对我国未来老龄人口的地区分布和城乡分布作出更精准的预估，才能估算出最终的耗能量。这个挑战非常大，我们的研究团队针对这个问题做了相当大的工作，迄今为止没有机构能做到这么细的研究。我们使用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IIASA）开发的人口模型，基于未来人口出生率、死亡率、人口迁移等假设，才最终估算出老龄化导致的能源消费增量数值范围。估算老龄人口分布问题的任务量已经超过此篇论文本身，这也是研究过程中印象最深刻的一点。

来源：南方能源观察

设计 责编：张昕怡 马文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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