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   楚 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

张晓萌 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博士生

实现“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是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自2020年我国提出“双碳”目标的一年多来，我国在双碳目标顶层设计、全国碳交易市场建设、全社会碳减排理念等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但在这个过程中，由于认识不足也出现“运动式减碳”“碳冲锋”等问题。

“察势者智，驭势者赢”，历史告诫我们，认识上的偏差和误区往往会导致目标上的偏差、行动上的偏颇。因此全面推进“双碳”目标，需要警惕七大认识误区。

误区一：简单认为“控碳=控二氧化碳”，忽视其他非二氧化碳气体的影响

非二氧化碳气体对于全球温升作用不容忽视。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五次报告指出，工业革命以来，约有35%的温室气体辐射强迫源自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但同时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具有减排成本低、响应速度快、协同效益明显的特点。相关研究表明，减少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将是实现温控目标的相对快捷的方式。

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非二氧化碳减排力度。“十四五”规划已明确提出,要加大甲烷、氢氟碳化物、全氟化碳等其他温室气体控制力度，《中美格拉斯哥联合宣言》中也强调甲烷排放对于升温的显著影响。但目前我国对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减排仍缺乏完善的顶层设计，遗漏非碳温室气体部分，可能导致对碳中和路径、目标实现等产生偏差。

误区二：简单认为“控碳=控能源”，忽视能源对经济平稳运行的重要性

能源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脱钩是实现碳减排的重要途径。根据全球历史经验，人均GDP达到1.19万美元（2011年价格）时，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出现“弱脱钩”——也即是能源增速低于经济增速；人均GDP超过3.64万美元后，经济—能源之间才出现“强脱钩”，也即是经济增长的同时能源消费下降。一般而言，从“弱脱钩”到“强脱钩”需要40年。

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发展的关键爬坡阶段，经济与能源高度相关。即使到2030年碳达峰，中国经济增速预计也将达到5%以上，仍处于中高速增长阶段，能源消费持续增长不可避免。简单控制能源总量将会威胁宏观经济平稳运行，短期内化石能源大规模退出，影响市场主体收益和活力，同时还将带来能源品的成本上升，并进一步传导到消费品导致价格上涨，形成通胀预期，引发相关行业失业。

误区三：简单认为“控碳=减煤炭、控煤电”，忽视煤炭的战略安全作用

煤炭在我国能源安全战略中发挥“压舱石”作用。2019年我国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为57.7%，煤电占电力结构的64.7%。目前煤炭和煤电仍然是保障能源安全、电力安全的主体，如果盲目、快速减少煤炭和削减煤电，可能有两方面安全隐患。

一是削弱煤炭保障能源系统安全运转的作用。风、光等可再生能源发电具有强波动性、高不确定性和弱调频性的特性，大规模并网造成电网系统抗扰动、频率调节和电压调控等能力下降，大规模减煤炭、控煤电将进一步增加能源系统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

二是煤炭和煤电退出影响经济社会的平稳运行。2018年我国煤炭相关行业就业人数超过300万；2019年我国煤电机组亏损率达到61%，全国六大煤电装机大省剩余贷款本息和超过1000亿元，现存机组转型导致的搁浅资产为1.9万亿~3.9万亿元。如若大规模减煤炭、控煤电，将直接带来就业、信贷多项风险。

误区四：简单认为“控碳=增风光”，忽视可再生能源的系列潜在风险

一方面，大规模发展可再生能源产业将触发稀有金属安全问题。光伏、氢能等新能源产业发展的原料依赖于稀有金属。然而我国在稀有金属生产和储备方面还存在严重不足，生产电池的碳酸锂品位相对较差，开采难度大；钴和镍资源相对缺乏，严重依赖进口，2020年电池原料自供率仅32%。

另一方面，大规模发展可再生能源产业可能暴露新的卡脖子技术。风、光利用前沿技术研发储备不足，未来产业大规模发展可能面临技术被颠覆的风险。氢能和生物质能产业发展已初具条件，但氢能基础理论研究薄弱，储氢材料设计研发也亟待解决；生物质转化技术、生物塑料单体技术和非金属仿真催化剂等仍依赖引进。一旦产业大规模发展，底层理论、核心技术等若无法同步，则极易出现行业短板、引发产业链安全问题。

误区五：简单认为“控碳=控工业、控两高”，忽视关联性系统风险

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工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同时也是碳排放大户。2019年，中国工业部门能源消费量占比为66.2%，其中制造业占工业部门的能源消费比重达83.2%。在调整经济结构、减少碳排放的背景下，近年来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2011年的高点32%，持续回落至2020年末的26%。“十四五”规划纲要中首次提及“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将制造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

控碳不能忽视经济部门内部的多样性和关联性。在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条件的限制下，制造业部门的实际减排潜力已不多。反之，其他经济部门还有潜力可挖，例如交通、建筑分别为我国碳排放贡献8%，农业是非碳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在全球范围内，约21%~37%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可归因于整个食物系统周期，特别是家畜养殖排放的甲烷和化肥释放的一氧化氮。

误区六：简单认为“控碳=碳市场”，忽视市场发育不足和市场失灵风险

碳市场是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核心政策工具之一。2017年全国碳市场建设正式启动，2021年7月正式上线运行。虽然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为全球覆盖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市场，但当前市场发育不足，碳排放交易主体只集中于电力企业等重点排放单位，节能减排覆盖范围较为有限，且配额免费发放，导致交易市场出现流动性不足的情况，在初期3个多月的交易中，市场单日交易量、成交额分别从开市初的410万吨、2.1亿元，下降到目前仅有7.7万吨、350万元。

碳市场机制通过引入碳价来修正气候变化带来的外部性问题。虽然其理论框架非常明确，国际实践也已有一定积累，但将其转化为操作性强、行之有效的具体政策却挑战巨大。由于中国还处于碳排放增长阶段，对于总量目标设定具有较大难度，当前碳交易规模不足以支撑双碳目标实现。

误区七：简单认为“控碳=政府控碳”，忽视市场和社会需求管理的潜力

我国实行的自上而下的碳减排方案并不意味着政府包办一切。一方面，许多地方政府还未摸清碳排放家底，不少地区对于“双碳”战略到底如何落实依然很迷茫。面对能耗预警时只能紧急采用拉闸限电的方案。这种“急转弯”虽然在一定时间内能起到较好的控碳效果，但却极大影响了生产生活，忽视了市场的客观规律。

此外，现有治理往往聚焦于供给端，忽视了社会需求端的源头管理。当前我国大多数减排政策都针对工业部门的末端治理，国际经验表明，引导包括居民在内的全社会形成绿色的生产、生活方式，对落实“双碳”目标具有重要作用，但我国对于全社会需求侧的源头引导和管理还存在较大政策空白。如何创新管理、市场和社会方式，引导全社会形成碳中和的氛围与合力，这是早晚要走、必须要走的一步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