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0日，“2023《财经》碳中和高峰论坛暨中国上市公司碳排放排行榜发布会”在京举办。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郑新业在主旨演讲中强调，能源领域的投资有周期长、风险高的特点，预期是影响能源投资的重要因素。

郑新业表示，在能源领域，重大的政策宣示会影响微观主体的理性预期，进而通过成本、收益、贴现率三种渠道影响投资的收益成本分析，这种影响能够产生的前提是预期承诺可信。因此，中国的“双碳”承诺本身，就是重要的零成本能源政策，能够影响企业投资行为。郑新业提醒，政策不能“翻煎饼”，否则政策的不确定性会严重干扰大政方针的预期效果。

对于新能源的波动性、不确定性给系统带来的挑战，郑新业强调应该更多地通过与市场激励相容的机制来解决。在他看来，当新能源渗透率不断提高，新能源发电企业又无法提供“标准电”时，可能是电网平衡、新能源发电企业自平衡或者在市场上寻找其他电源来帮助平衡，从而保证输给电网的是“标准电”。具体如何选择应该交给市场，政策不应该只支持某一种选择，这会导致其他选择不可行。“有的时候政策要退坡，多就是少，少就是多，多给市场选择”，郑新业强调。

以下为郑新业演讲全文。

感谢《财经》邀请我第二次来，每次来这压力还是比较大，因为这个论坛有它的特色，听众不仅仅是有学界的，还有很多业界听众，我们希望给业界的朋友们提供一些知识的增量，每次我都很认真地准备。

我今天给大家想讲这个领域这几年的变化，不管能源还是碳，门槛是很高的。我的观察是，既要希望政策起作用，也需要政策科学地起作用，这是非常大的学问。有关能源发展和双碳目标，二十大报告是目前为止最科学的安排。

今天我的题目叫“政策减量优化”，我给大家讲三点：

第一是政策的总原则，希望理性预期以应对长期的变化和风险。能源领域有太多的不确定性，这个领域长久以来就是以不确定性著称，它受技术的变迁、政策的变迁、地缘政治变迁各种各样的影响。因而如果你之前是在一个确定性的领域，来这个领域的时候，请务必万般小心，这是一个很难应对的领域。第一步给政策的总原则是理性预期。

第二，资金的分配原则。前几年我们谈的是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现在谈新型能源体系，变化背后有没有新的意义？

第三，完善政策工具。比如现在可再生能源安排不好办，不好办的时候有更重要的政策规定。我们希望探讨一种机制，帮助大家理解它的经济学的性质，它就是一个不确定性。经济学处理不确定性是非常成熟的，我们希望引进几个概念，帮助各位理解不确定性的应对，以及处置可再生能源的一些可能的政策主张和选择。

第一个内容，大家都知道理性预期在经济学中是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就靠这个获奖，长久以来研究理性预期是经济学学者的一个重要任务。

能源的问题也一样，能源领域是长周期和高风险。几乎所有的能源都是以亿为单位投资的，都是以30年、50年为单位来看的，因而任何投资者进入这个领域做成本收益分析（Cost Benefit Analysis）的时候，有三点一定要注意。

以电力为例，比如火电要持续多长时间，在它的生命周期内，发电小时数是多少，电价是多少，成本是多少，大家都是在预期多少年之内是什么水平。不管是收益、成本、发电小时数、电价还是资金利息。

与此同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贴现率，不同的人群，不同的机构的贴现是不一样的。

在这个过程中，政策的冲击会形成理性预期，比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碳达峰碳中和战略，比如2006年的《可再生能源法》。如果这种承诺、政策冲击是可信的，每一个业界的决策者，一定会在它的成本收益分析中要么纳入成本，要么纳入收益，要么纳入贴现，要么纳入资金成本，要么纳入可利用小时数，要么纳入价格，要么纳入税收。总而言之会通过成本、收益、贴现率至少三个渠道影响成本收益分析。

我们专门研究了2006年《可再生能源法》是如何影响的。这个过程中我们清晰地看到了《可再生能源法》影响了能源的投资结构，而且是提前影响。社会一旦形成预期，社会就提前把《可再生能源法》的影响放进来了。

总之对于能源投资，理性预期是特别重要的，而能够形成理性预期重要的前提，是承诺可信。能够把预期形成政策宣示的前提，第一要位阶高，第二不能变。

所以我经常想碳达峰碳中和战略是最大的零投入的能源政策，因为它通过预期影响了千千万万个企业的行为，通过预期影响的企业的预期成本，预期收益以及贴现率，通过这三个维度影响了企业的决策，极大地推进了化石能源的退坡、可再生能源的投资的上升，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情况。

美联储写过回忆录的主席Paul Volcker被任命为美联储主席的时候，美国预期通货膨胀应声而下。传统的经济学中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之间的牺牲率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所以是更聪明的政策干预，或者叫无痛苦的政策干预。

能源领域中也这样，但是这个承诺一定要是可信的，所以政策不能“翻煎饼”，否则就会极大的影响政策的预期。而我国政府做出的碳达峰碳中和承诺和党的二十大报告，是最可信的理性预期。

大家不要轻易因为某项具体政策的变动而改变你的投资行为，这是第一点：因为可信是预期管理的关键，政策不确定性会严重干扰大政方针的预期效果。

第二，我们提出一个概念叫公共资金减排效果均等化。

这几年大家看补贴补的挺多的，现在能源转型有两条技术路径：一条是高比例可再生能源这条技术路径，一条路径是煤电+CCUS（Carbon Capture, Utilization and Storage，碳捕集、利用与封存），这条路径其实复活了。争议在CCUS这条技术路线的边际成本是下降还是会递增？

两条技术路线的补贴，我们要补贴可再生能源，也要补贴CCUS。我们的补贴不管是补贴CCUS还是补贴可再生能源，谁带来的二氧化碳排放减排一样，就补贴谁，不管出身，不管技术。政策应该让市场去起作用，谁带来的减排效果高，我就补贴谁，直到两者相等，这个时候社会是最优的。

存在两条技术路线的时候，我们不能人为补一种，忽略另外一种，对社会而言，效率最大的是公共资金补贴效果均等化。

第三，可再生能争议很大的一点，它确实最大的特征是不确定性，时有时无。它有很多优点，但总而言之它是不确定的。

对不确定性而言，可再生能源渗透率占5%以内，电网可以自行消纳，电网的收益叫租金。

到了一定比例之上，电网也扛不住了，因此需要额外的成本。这时候有两种路径，一种路径就是自我保险，现在各大企业都在做自我保险，把不确定性通过自己的技术，通过自己的组合变得确定了，我输到电网里面的电是标准电。

我们一直想提一个概念叫标准电，承诺10个小时发10度电我就供10度电，不能有电的时候就供应，没电就停，新能源不发电的时候就一定有其他电源替你顶上，而顶上的电源有资本支出、人力支出，它有成本的。对新能源发电企业而言没有成本，但是社会成本是存在的。

一定要找到一个机制叫激励相容，愿意合作。这个过程一种路径是新能源企业自己解决，供电网的电是标准的电，稳定的电。一种方式是新能源供不上，就掏钱请其他电源帮新能源发。如果出现贵的时候，有无数个新能源企业上市场上买，有无数个其他发电企业向市场上卖，第三种方式就出来了，N个企业买，N个企业卖，市场上就会形成一种价格，这个价格如果比电网的价格高，企业就会找电网，如果比电网的价格低，就会找这些企业，这三种方式之间哪一种成本低，市场均衡的结果就是演化着谁，这个好处是我们不需要强制配储。

无数种选择的情况下，如果你出台固定的政策，就会导致其他的选择不可行。所以政策也创造市场，有的时候政策要退坡，减量发展政策，多就是少，少就是多，多给市场选择。

这个领域中间风险极大，有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呼吁的东西都是对的，但放在一起可能就不对了，这叫合成谬误。二十大的安排中间，我觉得理性预期是非常好的，但是希望有关部门有关企业尊重、理解这个规律，不要人为的去让政策预期反反复复，让政策冲突，这些都会影响企业家做长远决策，这是第一。

第二，我希望公共资金减排效果均等化，不要看某一种产品亏不亏，而是要看它能不能有使用价值。如果一种产品没有使用价值就没有价值，长期靠别人补贴的产品，没有太大的价值，竞争不过别人，也补不了一世。

第三，我希望提一个标准电，能不能让市场自己去解决可再生能源不确定性问题，而不是人为定一个某种具体的方式。

作者：郑新业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

来源：2023《财经》碳中和高峰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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