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9年12月以来，新冠疫情从武汉开始蔓延全国，对国民经济运行造成巨大冲击，就业更是首当其冲。就业是民生之本，如何科学地看待此次疫情的就业影响并寻求有针对性的解决对策，是当前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我们认为，此次疫情所造成的就业影响与2003年SARS疫情会有很大不同，力度更大、范围更广、时滞更长，值得高度警惕，应对政策上也应有所不同。

一、与SARS相比，此次疫情的就业影响呈现出如下几个不同点：

　　1、势大力沉：首先，经济体量不可同日而语。2003年中国的GDP总量尚不足14万亿元，现在已近百万亿元，同样一个百分点的GDP下滑，损失的GDP绝对量相差数倍，就业岗位流失量也相距甚远。其次，产业结构迥异。此次疫情冲击最大的就是以交通、旅游、住宿、餐饮、娱乐等为代表的服务业。2003年，服务业的GDP占比只有42.04%，今天已达54%，上升了整整10个百分点。

　　2、全覆盖。新冠病毒的毒性不如SARS，但传染性更强，为了围堵它，全国各地严阵以待，推迟复工，不仅服务业，工业部门也遭遇重创，除少数行业外，几乎覆盖国民经济各个行业。相对而言，2003年SARS的影响范围则要小得多，地域上主要集中于广东、北京等地，产业上主要集中于第三产业。

　　3、供求双驱动。2003年SARS疫情下的失业主要是需求驱动，特别是服务业需求断崖下滑；此次疫情除需求驱动外，还有供给驱动，特别是对工业部门来说，需求其实并没有减少，但员工不能复工，所以失业的表现形式更复杂，有一部分毋宁叫失业不如叫待业。

　　4、共振效应。此次疫情叠加了国内外其他因素的冲击，使中小微企业陷入严峻的困境，并直接威胁国民经济的就业海绵功能。2003年SARS疫情爆发正值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全球化红利井喷，要素价格也处于洼地，企业生存环境好，所以疫情一结束就迎来了经济的报复式反弹。但此次正值中美贸易摩擦胶着期，国际环境扑朔迷离，国内要素价格又刚刚经历一次暴涨，中小微企业步履维艰。它们吸纳了国民经济80%以上的就业，现在又叠加新冠疫情的冲击，销售断崖、停工停产、工资还要照发、库存难以消化、现金流告急，生存状况可谓十万火急。一旦中小微企业大面积倒闭，失业风险将迅速放大。

　　5、时滞更长。相比于2003年SARS疫情中政府的果敢处置，此次地方政府在疫情初期的瞒报行为和处置不当，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公信力受损。可以预测，即便未来某个时期政府宣布疫情警报解除，很多人可能还是将信将疑而不敢上班，等待型失业会更多。这在经济学上叫失业回滞现象，失业的记忆功能更强。

　　6、更隐蔽。2003年《劳动合同法》尚未出台，中国劳动管制还比较松懈，面临SARS冲击时很多企业直接裁员了事，失业以显性的形式释放出来。今天随着劳动管制政策的强化，在政府的强力干预下，除非破产，企业很难大量裁员，压力更多地转嫁给雇主，折中的处理办法就是隐蔽性失业，即不裁员但减工时。

　　7、就业质量下降。工时减少了，利润减少，工资也要跟着降低。其他一些人工开支也要下降，比如福利、劳保、培训等支出，就业质量不如以前。

　　8、劳资矛盾激化。现在陷入了复工-防疫的两难境地，劳动关系会随之遇到新的挑战：如果不复工，工资照发，这个成本该谁来承担？如果复工，一旦员工感染病毒，这个责任谁来担？算不算工伤？这些问题现在都没有答案。

　　9、大学生就业受更大冲击。此次疫情很可能与毕业生找工作时间相重合，毕业季虽在7月，但找工作的黄金时间却是4-5月，此时疫情很可能还没结束。2003年SARS疫情也曾遇到类似情况，有近30%的毕业生工作受到影响，但当时大学毕业生只有212万，今年却近850万，如果按50%毕业生找工作计算，今年受影响的毕业生比2003年将多出百万以上。

　　10、部分劳动力将退出劳动力市场，加剧人口红利流失。2003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只有1100美元，对很多劳动年龄人口来说，就业仍是谋生的一个重要的手段。今天人均国民收入已近万美元，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财富的不断积累，在上班和不上班之间人们的选择余地更大。此次疫情迫使很多劳动者“宅”在家里，疫情过后一些人适应于这种状态可能就干脆不再上班，滋生更多的“屋里蹲”。从国内外经验看，每一次经济冲击后都会一部分劳动力退出劳动力市场，年轻人和女性尤甚，典型的就是全职妈妈。这会加剧劳动力供给的短缺。

　　11、就业结构发生重大的变化，就业组织形式更加灵活，新就业形态从消费领域向生产领域扩散，传统就业形式被更快地取代。2003年互联网还处于起步阶段，就业仍以传统的工厂制模式为主，如今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已迅速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并对就业组织形式产生了深远影响，远距离办公、非现场作业已成为可能。此次疫情充分展示了这种灵活的就业组织形式的优势。如果说过去新就业形态主要集中于网络主播、网红经济、滴滴专车、代购、外卖等消费领域的话，那么此次疫情很可能会加速它向生产领域延伸。

二、与SARS相比，此次疫情下的就业政策要系统设计，打出一套组合拳

　　1、扶持政策要全面向中小微企业倾斜。它们是国民经济的就业海绵，一旦熄火，后果不堪设想。有报道称，即便是某些大型明星企业，其流动资金也只够支撑三个月，更何况小企业。融资便利要向中小微企业集中；减税改革也要突出对中小微的倾斜性，可以进一步放宽免税条件，比如营业额起征点。

　　2、平抑要素价格，尤其要防止房地产反弹。2019年我们对沿海800家企业的调研显示，中小微企业现在最大的经营压力就是要素成本，其中土地成本尤甚。现在疫情当头，扩张性货币政策不能再搞大水漫灌，否则过剩的流动性很可能会漫溢到房地产领域，哄抬新一轮的房价。

　　3、暂时放松劳动管制政策。劳动管制政策的本意是平衡劳资双方的关系，并不是一味地迁就劳动者的利益。“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企业关门了，员工也无业可就。停工停产期间工资照发，是考虑劳动者的基本保障，本无可厚非，但也要考虑雇主的承受能力。为兼顾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暂缓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或降低社保缴纳标准，甚至暂停提取住房公积金，以此来对冲企业成本。据测算，仅最后一条就能使用工成本降低10%以上。

　　4、鼓励劳资谈判，协商解决非常时期的劳动者权益问题。平衡劳资关系有两种机制：一是以劳动管制政策为代表的制度力量；二是劳资双方的谈判，这是自治力量。后者更能考虑双方的实际情况，因人而异、因企而异，实效性更强。就以工资为例，如果企业确有困难，只要员工接受，可以在停工期暂不发工资，政府不必强求。只要工作岗位保留下来，疫情一结束，就能迅速复工。

　　5、出台就业鼓励政策，矫正企业行为。有些问题市场机制难以有效解决，可以利用政府干预来加以矫正。比如对那些不关张、不辞退员工的企业，按人头返还社保，就能有效遏制企业的裁员冲动。2019年面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冲击，为防止出现大面积失业，一些沿海地区试行了这一政策，效果不错。

　　6、强化基于疫情的劳动保护，防止出现防疫-复工的恶性循环。企业复工的前提条件是疫情防护到位，比如体温测量、工位隔离、消毒与卫生条件等。对此，政府既要提出强制要求，也要进行指导，经费上也可以适当补助。

　　7、鼓励灵活就业，利用新就业形态克服复工-防疫的两难困境，加速互联网等新技术在就业组织中的应用。现在很多企业搞网上办公，不少学校搞网络教学，遇到很多技术上的问题，人们不会用，磕磕碰碰，甚至闹出不少笑话，政府应组织力量加强这方面的引导和培训。

　　8、更灵活的积极就业政策。积极就业政策的目的是提高劳动者的就业能力，使其人力资本不贬值。疫情期间大量劳动力待业在家无所事事，我们要通过多种形式把他们组织起来，比如线上学习，不要浑浑噩噩、虚度光阴。很多企业平时搞培训又怕影响生产经营。现在就是最好的培训时间，为什么不利用起来呢？

　　9、消极就业政策要做好托底准备。如果疫情持续蔓延，不排除出现大面积失业的可能性，为保持社会稳定，我们要为失业者提供一张安全网。当然，今年财政压力肯定很大，如何完善这张安全网还有待研究。

　　10、格外关注大学生就业。面对疫情的困扰，创新招聘模式，强化网络招聘，尽可能把前期环节放到线上，减少线下聚集。

　　11、疫情过后要积极引导待业人口回到劳动力市场，减少经济活动人口流失。通过完善劳动力市场的信息机制、健全劳动者权益保护、推动家务劳动的社会化分工等来提高就业的相对收益、降低其机会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