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前所未有，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变化前所未有，提出了大量亟待回答的理论和实践课题。”哲学社会科学界迫切需要深入总结中国经验，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更好地服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而当代中国的伟大实践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为践行从“伟大实践”到“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脱贫攻坚史系列访谈”项目（暨“832工程”）团队负责人郑新业教授和谢伦裕教授，带领青年教师团队和本、硕、博学生参与“832工程”访谈调研，构建“中国贫困人口长期追踪数据库”，研究减贫与发展问题，厚植“中国发展经济学”。

作为“832工程”重要成果之一，项目团队成员应用经济学院（原）博士研究生张力、谢伦裕教授和郑新业教授合作发表于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的学术论文“Across a few prohibitive miles: The impact of the Anti-Poverty Relocation Program in China”基于我国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研究作为“五个一批”工程之一的易地扶贫搬迁的经济效果，并探讨其背后的经济学逻辑和作用机制。该文研究发现，区别于国际上常见的远距离移民工程，我国易地扶贫搬迁以短距离的县内移民为主，通过搬迁帮助农村贫困户克服了原住地交通不便对就业行业的限制，有效降低了劳动力从农业到非农产业的转移成本，从而改变了就业形态，提高了迁出贫困户收入。由此，该文提出：短距离移民也能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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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主要内容：

尽管中国在消除贫困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目前经济学界对于中国各项扶贫政策效果的认识仍十分有限。作为“五个一批”工程之一，易地扶贫搬迁是精准扶贫战略中的重要手段。研究易地扶贫搬迁是全面理解脱贫攻坚战经验不可或缺的一环。本文基于我国中部某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易地扶贫搬迁实践，研究易地扶贫搬迁的效果及背后的经济学逻辑和作用机制。

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将建档立卡贫困户，安置在同一县内经济社会发展条件较好的中心村和城镇区域。调研发现，即使在县内的短距离迁移，也对贫困户的居住环境带来了明显改善。一方面，贫困户搬迁到了地理条件更好、交通基础设施更发达的地区，如居住地崎岖度和坡度更低，且距离公路、铁路更近。另一方面，贫困户搬迁到了经济发展更好的地区，包括安置点的贫困发生率更低，人口密度更高，人均电力消费更高，以及已开发土地面积更大，等等。受易地扶贫搬迁项目的影响，部分农村家庭从县内偏远的农村地区，迁移到县内非农经济发展程度更高的城镇地区后，家庭的经济活动亦从农业部门转向非农业部门。

本文基于“罗伊模型”（Roy Model），构建理论框架，用以描述贫困户的迁移受到（1）家庭在非农业部门的比较优势，（2）部门间转移成本，（3）城镇地区居住环境带来的补偿性工资差异等方面的影响。基于该理论框架，本文提出研究假说：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将提高参与家庭（处理组）的收入（即产生正向处理效应）。

为验证上述假说，本文基于2014年至2018年某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共45000余名建档立卡人口的大样本行政管理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differences-in-differences）和事件研究方法(event study)，估算该县2016年和2017年实施的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对家庭收入和劳动力供给的处理组平均处理效应。研究发现，相对未参加该项目的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参与了易地扶贫搬迁项目的建档立卡家庭的人均纯收入提升了约9.61%，且主要得力于劳动收入的增加，从而验证了研究假说。针对不同的搬迁政策实施手段和不同个体属性的异质性影响研究，都验证了这一结果的稳健性。

本文进一步分析了以上政策效应的潜在机制。易地扶贫搬迁是一项系统工程，政府为易地扶贫搬迁提供了大量配套政策，包括扶贫车间、光伏电站等，与易地扶贫搬迁带来的居住房屋和居住位置的变化，共同构成了易地扶贫搬迁的影响。研究发现，易地扶贫搬迁带来的区位变化，是决定易地扶贫搬迁效应的关键，即搬迁前居住地区位条件越差的家庭，从搬迁中获益越大。

本文还对易地扶贫搬迁进行了成本收益分析。测算结果表明，在搬迁贫困家庭的长期人均收入增长率达到约6.45%的情况下，易地扶贫搬迁将促进整体经济增长。综合易地扶贫搬迁对贫困户子女成长的长期收益，以及脱贫的社会公平收益，易地扶贫搬迁对总福利的促进是巨大的。

相比于现有研究关注跨市、跨省乃至跨国等长距离迁移，本文发现即使在贫困县内的短距离迁移，仍然可以产生部门间劳动生产率提升和市场接入的“红利”。同时，该发现也表明，哪怕是在较短的距离内，贫困人口向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地区迁移，也面临着不可忽视的流动成本。本文的研究结论认为，通过住房补贴政策引导偏远农村家庭搬迁至附近的城镇，也是降低劳动力跨部门流动成本和摆脱“贫困陷阱”的有效举措。这一结论与强调贫困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研究形成有效互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