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守海 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

近年来平台就业发展迅猛，在创造大量新的就业岗位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新的问题，并对传统的就业理论和劳动规制政策提出了挑战。为深化对平台就业的认识，我们试图通过调研揭示如下几个问题：

1、平台就业的从业者“从哪里来”？与传统就业模式的从业者相比，他们具有怎样的禀赋特征，是更“精英”，还是更“草根”？

2、平台就业状况如何？相对于传统就业模式，平台就业到底有没有明显提高从业者的福利？如果没有，为什么人们要选择平台就业？

3、平台就业的从业者与平台之间是雇佣关系还是合作关系？我们该从哪些视角来审视这个问题？

4、平台就业的从业者乃至工厂工人“要到哪里去”？其职业流动的基本趋势如何？这种流动会对传统的制造业部门的劳动供给带来怎样的影响？进一步，工厂又将采取哪些对策来应对这种变化？

5、基于这些，未来就业政策和劳动管制政策应做出怎样的前瞻性调整，以实现就业数量与质量的同步提升、就业扩张与产业发展的协同推进，而不是局限于短期就业利益的考量？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通过调研得出如下主要结论：

1、相较于工厂工人等传统就业模式的从业者，平台就业从业者的人力资本水平并不更高，年龄、学历、技术等级、党员占比等均呈较大劣势。平台就业中唯有网约车司机稍高一些。另，流动商贩的人力资本水平最低。总体呈：传统的标准就业模式（工厂工人）>平台就业者>传统的灵活就业模式（流动商贩）。

2、平台就业的从业者有四大来源，按占比高低依次是：工厂工人（25%）、其他平台就业者的职业转换（20%）、服务员（15%）、建筑业工人（8%）。可见，从传统就业向平台就业的流动很明显。另，平台就业间的职业转换也很频繁。

3、平台就业者之所以选择平台就业，主要是因为挣钱多，时间自由是表象，其背后是更艰辛的劳累。平均而言，他们一个月收入比工厂工人多1500元，比流动商贩多500元。平台就业者的高收入主要源于两点：一是更高的时均工资，这个约占2/3；二是更长的工作时长，约占1/3。前者得益于平台的技术优势和更高的资源配置效率。另外，平台就业者收入的波动性并不比工厂工人大，二者基本持平。简言之，平台就业者的相对高收入是凭借平台的效率优势和自身勤奋所获得的正常收益，而不是凭借冒更大的风险所获得的超额收益，不具备创业者收入的特殊属性。此外，平台就业者普遍反应时间不自由、受到严格控制。根据传统的控制权判断标准，平台与从业者之间应更偏向于雇佣关系而非合作关系。

4、相较于工厂工人，平台就业的质量并没有得到明显提高，甚至低于之。这也符合经验常识：如果没有更高的人力资本，却能获得更多的就业利益，反而违背经济学的基本规律。人们对工作的总体评价得分呈：传统的标准就业模式>平台就业>传统的灵活就业模式。平台就业质量的主要抵消因素是：劳累、不安全和社保缺失。其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公积金等险种的参保率不足工厂工人的一半。

5、人们在择业时基本符合理性特征，闲暇-收入的偏好决定了职业选择：以女性为代表的群体更倾向于选择安逸但收入低的工厂工作；以男性特别是低学历男性为代表的群体更倾向于选择收入高但更劳累的平台就业工作。但后者的理性又具有较大的短视性，比如，更看重显性的工资收入，而忽视隐性的社保收入；更看重表象上的自由，而忽视技能提升这一长久保障，职业规划缺乏长远眼光。

6、不管是工厂工人还是平台就业者，培训少、技能提升慢都是普遍存在的问题，这不利于培养一支可持续的、与未来产业发展相匹配的产业工人队伍。

7、凭借收入优势，平台就业对制造业工厂造成了较大的劳动力流失压力，且主要集中在年轻、能力强的精壮劳动力上。劳动者在工厂与互联网就业平台间形成了较明显的单向流动意愿。为争夺劳动力，工厂面临很大的工资上调压力，据估计，幅度可能接近3000元/月。对很多工厂来说，这是不可承受之重。

8、为应对员工流失的压力，除涨工资外，企业还普遍通过劳务外包来解决用工难题，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外资企业、合资企业、港澳台资企业、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其劳务外包的用工占比普遍超过30%，而民营企业只有20%。另外，企业还会通过上马自动化生产设备来缓解用工压力。在这方面，外资企业、合资企业、港澳台资企业也是一马当先，不仅力度大，进一步强化的决心也更大。

9、在疫情冲击、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企业已步履维艰，但对就业的传导主要体现在质量维度而不是数量维度，雇佣人数没有明显下降，工资却较2019年普遍急降1/4，至2021年上半年，这一状况仍无好转。工资的持续低迷和隐蔽性失业加剧了工厂员工的流失。为应对困境，企业进一步加大了自动化生产设备的投入。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自2020年以来，中西部地区企业明显加快了上马自动化设备的步伐，速度远超过东部地区企业。

基于以上结论，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鉴于从业者与平台之间的雇佣属性，应进一步加强平台就业规制，切实保护从业者的权益。但也要根据不同平台职业的特征分类管理，不宜一刀切。

2、引导人们基于长期理性的合理流动，避免职业规划的短视化，注重长期就业能力的提升，而不是只看重短期利益。

3、防止就业极化效应拉低整个国民经济的人力资本提升动力，要矫正培训领域的市场失灵，需通过利益机制来间接引导各类主体的人力资本行为。

4、面对平台就业所带来的劳动供给冲击，对制造业工厂要做好两手准备：短期内要助其纾困；长期内要加快其技术进步，摆脱对低成本劳动力的依赖。

5、在国家战略层面，基于未来主导产业规划，制定与之匹配的劳动力流动路径图，让平台就业与制造业就业在产业演进的历史洪流中有序地推进。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的劳动力大军应该朝哪个方向流动？是一个值得认真谋划的问题。

来源：中国宏观经济论坛 CM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