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月13日，中国人民大学“832工程”访谈团来到湖北省十堰市丹江口市，开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脱贫攻坚史”系列访谈项目的丹江口站，为人类发展难题搜寻低成本、可持续、可复制的答案。

南水北调水源地

丹江口市位于湖北省西北部、汉江中上游，地处江汉平原与秦巴山区结合部、鄂豫两省交界处。全市总面积3121平方公里，辖20个镇（办、处、区）、194个村，总人口47万，我国南水北调工程的核心水源地，亦是引江补汉工程、鄂北调水工程等重大工程的布局之地，所以丹江口市又被誉为“亚洲天池”、“中国水都”。

丹江口曾是全国最大的网箱养鱼基地。三面环水，地形适宜网箱养鱼，当地曾形成过“百里万箱”的壮观场面。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网箱养鱼兴起，当地政府也曾大力鼓励农民们“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以水养鱼，养鱼致富”。然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大水缸”也给丹江口施加了远比其他地区更严格的环保要求和生态约束。不仅制造业发展受限，传统渔业这条“致富之路”也不得已走向终点：为保证南水北调中线的水源地水质，丹江口水库2014年全面拆除了水库中的网箱，自此起禁止网箱养鱼。

推进精准扶贫工作以来，丹江口市不断探索强约束下经济发展的新路径，通过技术创新、扩大市场、优化供需匹配，激活传统优势，脱贫攻坚取得明显成效。脱贫攻坚之初，全市建档立卡贫困人口29658户97726人，重点贫困村56个，其中深度贫困村14个，贫困发生率34.68%。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汉江以南高寒山区、汉江以北石漠化山区和丹江口水库淹没区等3个贫困带，贫困区域广、致贫因素多。2018年底，丹江口市56个重点贫困村全部脱贫出列，先后通过国家、省脱贫攻坚成效考核和脱贫摘帽专项评估检查。2019年4月29日，湖北省政府批准丹江口市退出贫困县管理。2021年2月25日，丹江口市委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称号。

1 丹江口库区：“南水北调”水源地

（一）脱贫是科学

●01 种苗工程+技术创新塑造原材料优势地区核心竞争力
●02 普惠性产业政策解决柑橘种植外部性
●03 “平板计划”降低家庭数字不平等
（二）攻坚是奉献
●01 心系群众，苦口婆心的镇长

●02 守井种桔的村支书

（一） 脱贫是科学

技术创新+差异化产品+种苗工程塑造原材料优势地区核心竞争力

从禀赋来看，丹江口拥有得天独厚的渔业资源。其境内丹江口水库（分布于丹江口市和河南省南阳市淅川县）是国家一级水源保护地，也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唯一水源地。由于面积宽阔，水质优良，生物饵料丰富，丹江口水库也被誉为“天然鱼库”。早期，丹江口发展渔业的目标主要是“以库富民”，其后果是部分湖汊网箱的设置密度过大，严重超出了水体的环境负荷。为保住丹江口的水质，国家在2014年全面拆除了水库中的网箱。2021年1月1日起，长江流域实行全线禁渔，丹江口水库作为长江沿线重要的水源地，也被纳入了长期禁渔的范畴。基于上述产业基础和政策约束，如何实现保持产业优势、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三重目标？

1 丹江口市委常委、副市长陈勇向郑新业老师介绍丹江口渔业产业发展历程

一是探索陆上养殖，以技术创新优化要素组合。“禁渔”并非“禁鱼”。继续发展渔业的是通过技术创新优化养殖的投入要素配置，在维持产出水平不变的同时减少水资源利用、减少污染物排放。陆上高密度、智慧化养殖为渔业高效发展提供机遇。作为“路上鱼塘”的陆基循环鱼桶直径在5-22米，高度不超过2米。鱼桶配置增氧、净化和杀菌设备，来自丹江口水库的清水能够循环利用，实现节水节地智能化、高产高效零排放。2022年，丹江口渔民建成1048个“陆基循环鱼桶”，单个陆基圆锥桶养殖产量可以达到8000-10000斤，养殖翘嘴鲌、桂鱼、鲈鱼等名优特产鱼，年产鱼1000万斤，相当于过去5000亩水塘的养鱼产量。本质上来说，新技术改变了传统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水资源这一关键投入要素的生产率大幅提升。
二是发展“瘦身鱼”，以差异化产品满足多样化需求。适度范围内的产品差异化能够实现企业利润和消费者剩余的共同提升。在一个抽象模型中，厂商是对于差异化产品的生产决策与消费者规模、以及新产品生产所需的固定成本有关。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以及消费者对于精瘦鱼肉的需求不断增长催生了丹江口“瘦身鱼”的出现。在瘦身鱼池中的鱼不投饲料、不投肥料、不投鱼药，仅依靠水里的微生物生态喂养45天，消除体内脂肪，自然“瘦身”30%左右。成品鱼价格翻倍，主要在北京等地的市场广受欢迎。“瘦身鱼”作为一种差异化产品，能够优化市场供需匹配结构、实现社会福利增进。三是实施种苗工程改进经济效率、推动产业创新。丹江口充分利用传统渔业优势实施水产种苗工程，通过给种鱼作身份认证（打标）、查看年龄、做DNA鉴定，为种鱼建全过程遗传档案，后期通过人工干预避免“近亲联姻”，保证鱼苗的遗传多样性。种苗工程在这一过程中具有两个作用：一是实现经济效率改进。在发展养殖业的同时建设上游育苗行业，对于生产者而言，通过将成本内部化降低上下游生产过程总投入、减少成本扭曲，优化生产决策，提升总利润；对于消费者而言，有助于消除多环节销售商利润最大化引致的价格扭曲，提升消费这剩余；总体而言，是对于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的改进。二是推动农业产业创新。产品创新机会窗口的匮乏是传统农业部门低回报率的重要原因。两百余年来，经济学中都将农业作为产品创新潜力空间有限、规模报酬递减、商品完全竞争的标准新古典行业进行分析，而种苗培育和种质库建设为可能为实现农业产业创新提供关键着力点，为农业部门生产率的持续性提升创造条件。通过“种苗+科学家+实验室+专利”推动农产品创新，不仅能够为原材料优势地区的长期自主发展和实现弯道超车提供机遇；也将为促进我国种业高质量发展、提升农业产业国际竞争力奠定基础。

1 蒿坪镇高低位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循环养鱼池

1 丹江口市渔业发展示意图

普惠性产业政策解决柑橘种植外部性

在经济活动中，当个人或企业的生产、消费行为对其他个人或企业造成影响，而后者并未因此付费或收费时，就产生了外部性。按照给他人带来收益或造成成本，外部性可以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生产过程存在外部性，是造成传统农业市场均衡低效率的重要原因之一（Novikova，2014；Chavas，2011）。与多数农业产业一样，丹江口柑橘产业同样存在外部性。例如，当柑橘生长过程中可能遭遇病虫害，带来具有传染性的疾病。果园改造和加强栽培技术管理能够使病虫害得到有效控制。然而，只要未改造果园遭遇病虫害，区域内其他果树（即使经过改造）依然面临较高感染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农户选择不改造果园的行为将造成巨大负外部性。

存在外部性时，通常可以利用市场手段或政府干预加以解决。市场手段解决外部性的方式之一是外部性内部化，即通过形成规模足够大的经济单位，从而使行为的大部分后果都发生于经济单位内部。除此之外，外部性还可以通过政府干预来解决。政府干预有多种具体举措，其中通过征税或补贴使生产者面临的私人成本（收益）与社会边际成本（收益）相等，通常是矫正外部性、提升市场效率的有效举措。

1 丹江口市政协副主席、乡村振兴局局长陈少斌向博士生朱晨之介绍柑橘种植中的负外部性与应对之策

丹江口正是利用上述两种手段提升了果园改造率，有效降低了柑橘种植过程中的病虫害及传染病风险。一方面，鼓励种植大户流转土地参与改造。丹江口在柑橘产业过程中鼓励种植大户流转周边闲置低产果园、土地，利用市场手段将外部性内部化，由大户出资完成果林升级改造。而更具创新性的做法是，丹江口通过实施普惠产业奖补政策引导全体农户参与改造。根据精准扶贫政策要求，在全国大多数地区，只有建档立卡户可以享受产业奖补政策。然而，为了解决果园改造过程中的负外部性，丹江口市制定了具有普惠性的产业政策，即非建档立卡户参与果林改造能够享受与建档立卡户同等的补贴政策，奖补资金由市财政统筹整合资金予以保障。普惠性产业奖补政策提升了农户参与改造的私人收益，提高全体农户参与果林升级改造意愿，优化改造决策，使之接近社会最优（如图所示）。

“平板计划”降低家庭数字不平等

数字经济发展为人们生产生活带来深刻变革。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和广泛应用提升了工作和生产效率，使人们有机会以更低的成本、更广泛的渠道获得新知识和新信息，但同时意味着一种新形式不平等的出现，即数字不平等。数字不平等不仅意味着社会中“数字贫困”群体发展机遇的缺失，还可能收入不平等互相强化，进一步造成其他经济社会后果（Holmes and Burgess，2022；Warren，2007）。

2020年，丹江口市教育局联合3家网络运营商和爱心人士赠送千兆宽带助教助学包1000套，向建档立卡学生赠送平板电脑238台、向师生赠20G流量近6000人次，不仅打通了在线学习“最后一公里”，更成为降低教育不平等与数字不平等的关键举措。

个人或家庭数字不平等可以从数字服务、数字设备、数字认知和数字技能四个维度进行描述。其中，数字服务（以宽带网络为主）和数字设备（包括智能手机、计算机）是参与数字活动的必需投入品，且存在高度互补关系。数字服务和数字设备均衡化发展是数字认知和数字技能提升的必要条件，也是降低家庭数字不平等、实现数字经济包容发展的前提（Díaz et al.，2022）。来自中国家庭数字经济调查的数据显示，整体而言，我国家庭数字不平等现象并不严重，供给侧数字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建设和优化升级、网络提速降费的持续推进、终端设备的爆发式增长及更新迭代速度不断加快，驱动了需求侧数字服务和数字设备不平等不断下降。然而，在数字不平等方面仍存在以下基本事实值得关注：

一是数字不平等与收入不平等高度相关。与数字化水平最高的1/5家庭相比，数字化水平最低的1/5家庭（数字贫困人口）收入显著更低；更早获得数字设备的家庭，2021年收入水平也更高。二是流量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必需品。流量的平均收入弹性小于1，但存在显著收入异质性。无论是估计值还是显著性，低收入人群都显著更高，意味着低收入人群有更多流量需求。三是计算机设备不平等程度依然较高。尽管家庭层面智能手机不平等程度很低，但计算机作为潜在收益率更高的数字设备，全国范围内普及率不足50%，不平等程度却不容小觑。

上述事实意味着对于低收入家庭，数字服务和以计算机设备为主的数字设备可得性及可负担性的提升是缓解数字贫困的关键。丹江口通过发放平板电脑和流量，不仅是在短期内遏制数字不平等的必要举措，甚至可能帮助低收入家庭在长期内跳出贫困陷阱、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二） 攻坚是奉献

心系群众，苦口婆心的镇长

易地搬迁是丹江口市脱贫攻坚的主要措施之一，但百姓对搬迁却十分抵触，总想生活在熟悉的乡村。在采访蒿坪镇党委书记谢霞时，她向访谈团讲述了她苦口婆心、数十次登门拜访，最终说服贫困户搬到镇上的经历。

五年前，谢霞从牛河林区调任蒿坪镇镇长，适逢当地启动易地扶贫搬迁工作。蒿坪镇有一户易迁户，虽然老两口住在危房里，但对搬迁的抵触情绪很大，谁的话都听不进去，前后换了三个包户干部也未能说动他们同意搬迁。

为了让这家人按时搬家，谢霞主动包下了这一户，工作再忙，每个星期也要去拜访一趟。了解到老两口比较尊敬他们的一位远房表叔后，谢霞就带着礼物开车几十公里去拜访，请这位表叔帮忙做工作，老两口总算是签了字，定下了搬迁的新房。但是，到了搬迁的日子，老两口却迟迟没有搬进新房，连东西也没收拾。谢霞询问老两口原因，老两口推脱说是因为田里要插秧。谢霞明白老两口还是没下定搬迁的决心。于是，第二天，谢霞一大早带上几个同事赶到他家，带头脱掉鞋子，卷起裤腿，下田帮着插秧。谢霞的诚意终于打动了这家人，当天晚上，老两口便打来电话说要搬家。当看着他们拉着一大车家具搬进新家的那一刻，谢霞倍感欣慰——8个月来的努力终于没有白费。

1 丹江口市蒿坪镇党委书记谢霞向硕士生万沪宁讲述自己的扶贫故事

守井种桔的村支书

自2020年7月31日吹响禁捕退捕船只清退上岸“冲锋号”以来，习家店镇行陡坡村支部书记蔡毅一直坚守在禁捕退捕最前线。他常常头顶骄阳、不惧暑热，深入库区山山水水、沟沟汊汊，到每一户渔民家中，宣传禁捕退捕补偿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志愿帮助渔民将渔船送至指定起坡上岸点，并力所能及解决渔民的实际困难，而这只是蔡毅当好“守井人”的一个缩影。

行陡坡村地处丹江口水库周边，沿线存在炸鱼、网鱼的现象，为了保护库区生态，蔡毅时常要和这些人斗争。2020年7月21日晚，黑某利用地笼、渔网等工具非法捕鱼，被夜间巡逻的蔡毅抓个正着。黑某走上前，递上一只烟说:“河里的鱼是公共资源，我捕些卖点零花钱。”蔡毅斩钉截铁的说：“这里是丹江口鲌类国家种质资源保护区，谁捕鱼都不行。”黑某威胁着说：“你找打。”蔡毅说：“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准你捕鱼！”黑某只得交出了渔具和鱼获。事后，蔡毅报了案，走法律程序解决了这次捕鱼事件。

接着，蔡毅同村“两委”成员认真分析研究护水方法，制定了《护河公约》：不准向河道、河岸、沟渠乱丢垃圾、乱排污水；不准在河岸河床私搭乱建、乱堆物品、乱挖地种菜等。同时，村里成立了党员护水队，对村民非法捕鱼、偷排污水、乱丢垃圾、私搭乱建、乱堆物品、乱挖地种菜等现象进行24小时巡查，通过扎实的行动，水清、河畅、岸绿、景美的生态格局正逐步形成。

在做好护水工作的同时，蔡毅积极引导村里发展多元化的农村经济。依托临水傍山的优越自然条件，大力发展柑桔产业，开办农家乐，吸引游客过来采摘。在他的引导下，许多精准扶贫户都加入了当地桦厂洼柑桔厂旗下的万历柑桔合作社，由合作社统一提供苗木，提供种植标准，统一发放肥料施肥管理，统一品牌，最后由合作社回收销售。这种合作社+贫困户的模式，提高了苗木质量，有效减少了柑橘的传染病风险，同时提高了农户的收入。

1 习家店镇行陡坡村支部书记蔡毅与硕士生邹恬华的橘园访谈

花絮

1 访谈团在蒿坪镇草莓品种选育中心调研，草莓既是蒿坪镇扶贫产业，也是丹江口市种子工程的内容之一

1 蒿坪镇草莓品种选育中心

1 凉水河镇“瘦身鱼”养殖池

1 习家店镇行陡坡村脱贫户白世林是库区移民，曾经养鱼为生。现已成为柑橘种植大户，共种植30亩橘子。在家中，他向博士生蔡宇涵介绍了自己的转型经历。

1 水库对面便是河南省南阳市淅川县（拍摄于蒿坪镇）

参考文献：

Chavas J P. Agricultural policy in an uncertain world[J]. European Review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11, 38(3): 383-407.

Díaz C, Dodel M, Menese P. Can One Laptop Per Child Reduce Digital Inequalities? ICT Household access Patterns under Plan Ceibal[J].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2022, 46(9): 102406.

Holmes H, Burgess G. Digital Exclusion and Poverty in the UK: How Structural Inequality Shapes Experiences of Getting Online[J]. Digital Geography and Society, 2022, 3: 100041.

Novikova A. Valuation of agricultural externalities: analysis of alternative methods[J]. Research for Rural Development, 2014, 2: 199-206.

Warren M. The Digital Vicious Cycle: Links between Social Disadvantage and Digital Exclusion in Rural Areas[J].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2007, 31(6-7): 374-388.

参与访谈人员：郑新业、蔡宇涵、朱晨之、万沪宁、邹恬华

来源：脱贫攻坚史研究

设计 责编：马文林

审核：谢伦裕 宋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