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秦萍教授团队的研究成果“Using cost-benefit analyses to identify key opportunities in demand-side mitigation”在线发表于《自然》子刊《自然-气候变化》（Nature Climate Change）。新加坡国立大学助理教授Tan-Soo Jie-Sheng为第一作者，学院秦萍教授和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生权逸飞为共同通讯作者，学院博士生李俊、浙江大学“百人计划”研究员汪笑溪为共同作者。

《自然·气候变化》：寻找需求侧减排行为中的“低垂的果实”

家庭，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基石，同样是碳排放的关键源头。据专业机构评估，个人和家庭直接或间接产生的碳排放约占全球总排放的65%以上，而覆盖所有部门的需求侧减排方案，有望使终端部门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40-70%。因此，挖掘需求侧减排潜力对于碳中和目标的实现至关重要。中国政府正积极探索并推行碳普惠自愿碳减排机制，旨在激励民众积极参与减排行动。然而，与社会各界对需求侧减排寄予厚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公众在气候议题上却呈现出“高支持度、低行动力”的现象。这一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现有关于需求侧减排潜力的乐观估计忽视了这些行为对个人成本和福利的影响。诚然，许多低碳行为能够帮助节约开支，但与此同时，改变长期形成的生活消费习惯所带来的心理压力、时间成本等非货币性成本，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需求侧减排的进程。

研究团队以寻找“低垂的果实”——能够带来个体福利提升同时具有显著减排潜力的行为，为主要目标，以我国首都北京市为研究背景，运用成本收益分析（cost-benefit analysis）方法，量化了12种常见的需求侧减排行为的成本，并分析了需求侧减排行为对个人福利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绝大多数减排行为（12种行为中的8种）会损害个人福利。即便考虑每种减排行为的社会减排效益，仍然有7种减排行为的社会福利影响为负。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减排行为完全无法得到居民的支持。蒙特卡洛模拟分析结果显示这12种减排行为对居民福利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差异性。例如，“从私家车转向公共交通”这一行为对个人福利的平均影响为每年-2448.9元，但仍有45%的北京市居民通过实施这一转变，实现了福利水平的提升。

▲图：不同减排行为对个体福利和社会福利影响的分布

研究进一步分离了不同减排行为的货币成本（a）与非货币成本（b）对个人福利的影响。尽管大多数需求侧减排措施有助于节省经济开支，但伴随的非货币成本往往大于节省的货币支出，从而导致对居民的总体影响为负。例如，从私家车转向公共交通虽然节约了开支，但增加了通勤时间和降低了出行体验，从而产生了较大的非货币成本。这一发现提醒政策制定者，若忽视了减排行为中的非货币成本，可能会过于乐观地估计需求侧减排的潜力以及实现的可能性。

▲图：不同减排行为的货币和非货币成本分布（a.货币成本；b.非货币成本）

研究团队还识别出了需求侧减排中的三颗“低垂的果实”：（1）从燃油车转向新能源汽车、（2）中短途旅行时由飞机改为高铁、（3）以豆腐等植物蛋白替代肉类食品。这三种行为不仅能够为个人带来实质性的福利提升，也具备显著的碳减排潜力，理应成为政策推广和公众倡导的重点。然而，仅仅识别“低垂的果实”可能不足以触发广泛的行为转变，政策制定者还需精心设计干预策略，以针对性地消除个人在采纳减排行为时所遭遇的障碍。

最后，研究还强调了具体研究背景的重要性，某些减排行为的普及往往依赖于特定的客观条件。例如，长途出行从飞机转向高铁这一减排行为在中国具有潜力，主要得益于中国四通八达的高铁网络；而豆腐为主的植物蛋白深深植根于中国的饮食传统和日常饮食中，为可持续饮食的实现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基础。

▲图：减排行为的个人福利、碳减排效益分布

该研究从个人成本福利分析视角，通过对需求侧减排进行全面核算，揭示了其难以广泛推广的深层原因。这一新视角不仅深化了我们对个人和家庭碳减排行为的理解、填补了现有知识的空白，而且为激励居民参与碳减排提供了新的政策思路。此外，研究者可以借助文章提出的分析框架和开源成本收益计算工具，对中国其他重要城市乃至世界其他大都市的需求侧减排行为进行精确的评估与优化。

来源：对外合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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