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地方政府行为为切入点,探究全球化过程中FDI的流入通过地方政府行为对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进而评估劳工标准和环保标准两个内在传递机制对收入分配差距的贡献额度。基于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04—2014年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全球化背景下,FDI的进入会扩大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并且FDI对收入分配的总影响有近一半是通过劳工标准和环保标准这两个渠道间接实现的。通过贡献分解可知,劳工标准和环保标准在FDI收入分配效应中的平均相对贡献分别为5%和40%左右。FDI通过影响地方政府行为,降低企业实际执行的劳工标准和环保标准,对不同收入群体的收入流产生异质性冲击,是导致收入分配恶化的重要原因。由此可知,为抑制FDI对收入分配的负面影响,强化对地方政府劳工标准、环保标准的监管应成为重要选项。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从战略和全局高度出发,谋划布局并推动实施了"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三大战略,进一步优化了经济发展空间格局。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中国的区域格局和城市发展正在迈向一个更新、更高的阶段。为了探索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我们在《中国工业经济》高端前沿论坛2017·夏季暨"区域发展与城市化"研讨会嘉宾演讲的基础上,策划了本组笔谈。我们邀请5位知名学者探讨区域协调发展趋势、雄安新区、东北振兴和全球生产网络与区域发展问题,为区域协调与区域发展提供有益的理论探索。

本文剖析了贸易增加值度量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概念之间的关系,指出增加值贸易和贸易增加值分析路径的差异。然而在贸易增加值的计算中,增加值率作为对生产与收入关系的一种关键度量,只是作为一个外生变量来处理,这样就无法全面解释为什么我国的增加值率明显偏低。为此,本文基于投入产出框架,对增加值率的内涵及其比较静态性质进行了分析,指出增加值率的高低不只反映技术,也受到各种分配因素的影响。一国增加值率的高低不仅取决于自身的技术努力,也同样与现有的国际分配体系及制度等诸多因素密切相关。我国增加值率远低于发达国家,且持续降低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国际分工背景下技术与分配诸多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

本文选择了中国104个地级市20012008年的投入产出数据对城市二氧化碳（CO2）边际减排成本以及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基于参数化的方向距离函数模型,本文发现:样本城市的CO2边际减排成本为967元/吨。从地区来看,东部显著高于中部和西部;从省份来看,上海最高,陕西最低;从城市来看,上海最高,张家界最低,两者中位数比值为48:1;从时间上来看,边际减排成本一直攀升,城市间的差异化日趋明显。城市边际减排成本与单位GDP排放的CO2水平之间呈U型曲线关系,与第二产业比重负相关,并与城市化水平正相关。

乡镇层面的城镇化与以城市为中心的城市化不同,它除了从需求角度影响存量劳动力的就业外,还会从多个维度冲击农村劳动力的劳动供给意愿,并改变劳动力蓄水池的容量。基于河南、湖南等五省的调查发现,城镇化普遍提高了各类劳动力的非农供给意愿,但并没有绝对改善非农产业的劳动需求,因而导致了不同的就业后果。依托中心城市辐射效应来推动城镇发展的地区,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推进,非自愿型失业明显减少;在那些脱离周边城市的协同效应而孤立推动城镇化的地区,非农产业的发展滞后,非自愿型失业现象反而加剧。因此,在乡镇层面推动城镇化迫切需要解决产业融合的问题,这有待于对城镇化推进模式进行更系统的整体设计。